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
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
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闫宇波
3月9日，新京报举办全国两会经济策沙龙，主题为消费升级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
消费已经连续五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。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，2018年我国GDP为90.03万亿元，比上年增长6.6%，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.2%，比上年提高18.6个百分点。与此同时，我国的消费增速在放缓，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.10万亿元，比上年增长9.0%，这是自2004年以来社零增速首次跌破了两位数。
如何看待消费增速的放缓?如何更大范围内激发消费潜力?消费升级有哪些空间?3月9日，新京报举办两会经济策沙龙之“消费升级”，邀请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、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、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闫宇波，从多个维度探讨消费结构优化的空间。
话题1
为什么要促进消费?
白明：消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挑起大梁
王小鲁：全世界各国平均的消费率大概是80%左右，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的GDP中消费占到了大约80%，投资率或者叫资本形成率大概是20%。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，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平均消费率是62%，资本形成率是37%。这一消费率显然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，但是投资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。在这个时期内，我国消费比较低，但是拿出更多的钱进行投资，经济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，这和高投资是有关系的。
但是不是消费率越低、投资率越高越好呢?事实不是这样。2000年以后我国出现一个情况，消费率急剧下降，投资率急剧上升，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我国实施双宽松的政策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加上宽松的货币。2008年以后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消费率急剧降到了50%以下，投资率上升到接近50%。这么高的投资是不是使得经济增长加速了?事实上没有。2010年以后，我国经济增长在逐渐放缓，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还在继续，每年的经济增速都略微低于上一年。经济增长放缓有很多原因，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结构失衡，主要表现就是投资过多，消费不足。投资过多造成了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。有那么多的产能，但是东西卖不出去，消费者没有那么高的购买力，企业投资就很难收回，经济也很难增长。所以说投资和消费还要保持合理的比例。
2017年的最终消费率是53.6%，2018年估计会再高一点，但可能还在55%以下，我们的消费率还是过低，投资率还是过高。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样一个局面?因为我们投资率很高，投资过度了，只能靠外需来拉动增长，外需又在逐渐变软。未来的增长靠什么?恐怕很大程度上要靠消费来支撑，但是现在仅有的50%左右的消费率很难支撑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增长，所以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，使消费率恢复到合理的水平。
白明：消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挑起大梁，我们知道拉动经济有三驾马车，消费这驾马车承担得更多了，其他的两驾马车出口与投资相应的自由度就大了。如果说消费上不去，经济又不能下滑，这时候就要挤出口。国际市场形势不好，即使想尽一切办法，甚至在国际上削价竞争，我们的出口效益也很难上去。从国内来讲，投资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干道，确实立竿见影，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，过剩产能、重复产能、低回报、低效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
中国的扩内需与进口相结合，但中国老百姓扩内需，有一部分需求是由外国的厂商来满足，相当于我们的需求给了外国企业，给它们发展机会，这个怎么理解?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，从比较利益的角度来看，“两利取其重，两害取其轻”。从国民经济未来的发展循环来看，我想未来不仅是体内循环，中国经济还应该有体外循环，特别是中国是贸易大国、经济强国，要提升国际话语权。我经常讲一个例子，中国老百姓需要钢笔了，国内是铅笔厂多，要不要建很多钢笔厂呢?未必。我国跟韩国签协定，买韩国的钢笔，韩国也别建那么多铅笔厂了，来拉动中国铅笔的消费，这实际上是经济的体外循环。这其中也可以拉动国内消费。
另外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，价值链是一条高速公路，有国外段和国内段，进了中国的海关就相当于进了高速公路的中国收费段。海外产品进到中国市场之后，它的零售、批发、售后服务、配件供应，相应的衍生品开发又是一个中国段的附加值。我们在山下买矿泉水1块钱一瓶，山上就要10块钱。山下是按照商店合理的利润设定的合理价格，但是山上卖到10块钱，那增加的9块钱是挑夫赚的，也是合理的。中国在进口与消费中，要争取赚到那9块钱。
话题2
如何促进消费?
王小鲁：政府的支出结构要调整，高房价、现行户籍制度也影响了消费
王小鲁：首先，政府的支出结构要调整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国各级政府都特别注重投资，政府的投资率很高。2017年国有控股企业加上各级政府投资总共大致是23万亿元，但政府财政支出用在公共医疗、公共教育、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和保障支出不到7万亿。一个是23万亿，一个是不到7万亿。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尽管过去几年在不断增加，但是总量上看还是偏少。这样一个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也会有影响，没有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，居民消费必然也会受到影响。未来怎么鼓励消费?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方面，就是政府需要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的结构，要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，减少投资支出，当然也包括减少“三公消费”、减少用于自身行政管理的支出等。
第二个问题，高房价影响了消费。国际上一般认为房价收入比3-5倍比较合适，也就是说三到五年的家庭平均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，我国平均的房价收入比是10倍左右，大城市是几十倍，甚至可能上百倍。这么高的房价必然影响消费。要买房子，不敢消费，不光自己不敢消费，可能父母也要省吃俭用想办法帮你买一套房子，甚至爷爷奶奶也要出力。所以我国储蓄率非常高，消费率特别低，这跟房价也是有关系的。而且高房价还影响了收入分配。买不起房的人，房子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，或者买了一套房要花几十年还房贷;但是手里有十套、二十套房子的人收入增加太轻松了，房子搁那儿隔几年又翻一番，这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。
高房价又和什么因素有关?和地价有关，和目前的住房体制有关系。上世纪80-9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住房改革的时候，当时是想以保障性住房为主，同时发展房地产市场，中低收入居民主要靠保障性住房，中上收入和高收入居民主要靠商品房市场。这样一个设想在当时我认为是很合理的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走偏了，商品房的比重越来越大，保障房越来越小，而且保障房曾经有一段时间分配也出了很多问题，有些人开着豪车买保障房。我觉得这种情况未来是需要改变的，政府要有计划地扩大保障房的比重，保障房在每年住宅增量中至少要占到一半以上，让老百姓逐步能够住得起房，特别是收入低的人。
再有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说了，要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。过去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，土地来源全部由政府控制，以后应该逐步放开，让土地的来源多元化，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也可以进入土地市场，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市场竞争的局面，有利于把地价降下来。开放土地市场对于控制房价有重要的意义，也就间接地对未来提振居民消费起到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土地制度的改革和住房制度的改革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。
第三个问题，现行户籍制度也影响了消费。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，为中国的经济增长、城市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，现在城镇就业人口4亿多，2亿多是农民工。但是有一个突出的问题，2亿多农民工已经算城镇常住人口了，但没有户口，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还是相当低的。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这2亿多人的群体不敢消费，因为无论他们在城市里打工多少年，在城市里没有房子，将来要回到农村去，老了以后还得自己解决养老问题，怎么敢消费呢?病了要自己花钱，子女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也自己花钱，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。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调查，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占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，所以他们的储蓄率特别高，消费率特别低，而全国平均的居民消费率是70%，农民工差了一半以上。国家整体的消费疲软，消费不能够强有力地支撑经济增长，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。
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未来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要放宽限制，让农民工能够逐步在城市里落户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要让他们享受到养老保险、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，这样农民工的消费率如果从33%提高到70%，增长一倍，全国可以增加3万亿到4万亿的消费需求，对经济增长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支撑。
白明：一方面扩大消费有难处，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消费我们还没有满足。首先是发展服务消费，比如养老消费，我们的养老设施是不是还不够健全?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了，还会有新的消费热点。另外，还可以扩大农村消费，因为农村的消费还有很多领域是空白，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下沉到村一级、乡一级，甚至有的县一级都还没有达到。
消费也有不同层次，最基层的是温饱型消费，高层次的是个性化消费，要满足这样的需求，也应该区分不同的消费品和消费层次。消费升级是需求层次的上升，我们以前有“三大件”，后来有汽车，新的消费热点是什么?能够持续的万亿级消费热点是什么?不能用过去的温饱型消费制定政策去衡量高端消费。消费升级了，消费的各种政策、市场管理也要发生变化。比如在消费渠道上，现在线下店越来越萎缩，线上发展很快，未来线上线下怎么结合起来?在消费环境上，我们关注消费的东西放不放心，有没有假货。
闫宇波：单纯讨论消费升级和降级意义并不大，要看消费转型过程中是不是有更大的潜力在释放?如何让它释放更多?大家可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，就是现在更多的人愿意为服务买单了，愿意为追求生活品质买单了，更多减少了对温饱的支出。当消费者的需求已经转变到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时候，消费供给就要有相应的改变满足这些需求。
在金融角度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，就是现在透支消费的意识在加强。信用卡是典型的透支消费，透支消费是能够扩大消费潜能的。消费意识的转型和消费结构的调整，倒逼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。
我还想说一个消费文化的问题。合理的信贷消费是倡导的，但过度的信贷消费是不倡导的。现在已经有相关的迹象，多头借债的情况造成了不合理消费的现象，这已经引起监管部门注意了。
话题3
消费增速放缓是否需要警惕?
王小鲁：居民消费预期受到影响，未来会好转
王小鲁：消费走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，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，至少2018年消费是正增长的。我们也看到其他方面的数据，比如2018年很多消费品的实际产量是下降的。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的消费到底是什么形势?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?我想，在一些基本生活消费品方面，目前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，因为随着经济逐渐走缓，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，对就业会产生影响，也会影响到居民消费的心理状况，可能就会收紧消费。我们也看到，还有很多消费热点，和互联网有关的一些新的产业领域消费还很热。
这也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状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我们的收入差距还是偏大的，这导致了普通工薪阶层消费可能更多停留在基本消费品方面，满足吃穿。这一类消费，一旦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，消费就会受到影响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还有很多高收入群体，还在不断创造很多新的消费领域。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确实是在不断增加的。整个国家的情况是多方面的，有些是不良的因素，另外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。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总要有一个过程，未来也许两年或三年以后，经济会出现一定程度回升，那时大家的心理预期也会发生改变，消费的情况也会好转。
话题4
农村消费市场如何发展?
白明：首先要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，其次是消费渠道问题
王小鲁：从长远来看，我觉得农村市场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。县城、乡镇的发展比较快，所以它必然也给消费带来很多变化。
最近几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在放缓，乡镇本地农民工的增长快于外出农民工的增长，这意味着农民工有返乡的趋势。这会对乡镇这一级的消费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，特别是从未来中长期来看，我觉得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。
白明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，农村人口是相对更多的，农民的消费关系到未来中国消费能不能承担起支撑国民经济的大任。现在看来农村消费整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。首先要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，农民靠粮食和农产品的收入总归有限，农民工出去打工获得的收入，很大一部分是回乡消费，假如有一半年轻人出去打工，整个村子的消费能力就是不一样了。
再有一个是消费渠道问题。农村流通渠道不畅，因为商品的流通成本高，这方面电子商务和物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短板。电子商务发展起来后，很多过去农村见不到的东西，在手机上、电脑上一下单，过两天就送来了。我觉得拓展农村市场可能是一个发力点。
闫宇波：我们作为金融机构，从去年开始对农村消费市场深有体会。我们做了一件事，把汽车经销商放到各个城市，帮他们集客，撮合成交，中间搭配我们的汽车分期产品。在三四线城市，特别是乡镇，效果特别好，因为当地市场没有这样的供给。
另外我还有一些个人的体会，我家乡的人过得比我滋润，因为他们每个月不用还房贷，因为没有什么负担，可支配收入更多了，这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潜能很大。(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)
